墓志铭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具有多重载体。它与中国文学史上的多数文学体式有所不同：一般的文学体式，诸如诗歌、辞赋，都是由作家创作再经过书写、编集、刻印以流传于世的；墓志铭除了由写本到编集、刻本之外，更为重要者是有石本，即要将写本刻石以埋入墓中，刻石之前又要有书家书写，刻石之后形成了实物载体。而这一实物载体承载着丰富的文学内涵、家族历史、文化信息和艺术蕴藉。

(一)文本载体

墓志铭的撰写和完成过程一般有以下几个步骤：先由撰者进行文章写作，再由书家书写纸本，进而拓印到石上，最后由刻工刻石完成。当然，也有个别墓志铭没有经过拓印而是直接由书家写在石上而镌刻的。无论如何，墓志铭的最初状态为写本，最终状态为石刻。因而墓志铭的文本载体是既有写本，又有石本，其过程是先有写本，后有石本。

墓志铭的写本完成以后应该同时有两个去向：一是撰者将写本交给丧家，直接或再经修改而上石；二是撰者录存一份底稿，后来编入自己的文集。

古代尤其是中古时期的墓志铭写本，直接流传到今天者极为罕见，但我们可以通过经传抄或刻印而流传的典籍窥其一斑。流传至今的历代总集和别集中一个重要文体类别就是墓志铭，这是以撰者为主体又是以集部为载体的文本形式。这些墓志铭以写本形式的不断辗转流传为主线，但也有极少数墓志铭可用新出土的石本加以比较和印证，石本是墓志铭的完成状态。20世纪初期以来，新出墓志不断增多，我们能够见到的石本也层出不穷。比如韩愈撰写的墓志铭，新出土的石本就有《窦牟墓志铭》《李观墓志铭》《李虚中墓志铭》《苗蕃墓志铭》《裴复墓志铭》《薛公达墓志铭》六篇，这些墓志铭同时还有集本传世。

墓志铭的形成有一个从纸上到石上的过程。它写于纸上，刻于石上，藏于墓中。有些实物墓志千年之后被发掘出土重新问世，故而墓志铭理论上就会有两个版本———纸本和石本。有的墓志铭只见纸本，有的则只见石本；而有的墓志铭，纸本、石本并行于世①。现在新出土的墓志铭石本中，有些还可以在传世的别集和总集中找到文本，将二者进行比较，往往有很多异文。这对于研究墓志铭文体的形成过程很有意义。

(二)书法载体

在墓志铭由撰写到刻石的过程中，书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因而其文字载体的核心就是书法。在这一过程中，书家起了重要作用。中古时期，贵族官僚和文人士大夫的墓志铭往往会请著名书家撰写。因此，墓志铭书法就成为中国书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仅就唐代最著名的书家颜真卿、徐浩、柳公权而言，出土墓志中由他们书丹的墓志铭就有：颜真卿书《王琳墓志》《郭虚己墓志》，徐浩撰并书《张庭珪墓志》《崔藏之墓志》《杨仲嗣墓志》，徐浩书《李岘墓志》《李岘妻独孤峻墓志》《陈尚仙墓志》《张埱墓志》，柳公权书《韩复墓志》。

但是，目前所见的墓志铭石本中，初唐以前尤其是魏晋南北朝的墓志铭，题撰书家名讳者极为罕见，盛唐以后逐渐增多，且不仅题写书丹者，而且书丹者的职位衔名都逐渐繁复。尽管初唐以前的墓志铭较少题写书丹者，但其墓志书法则大都是书中精品。诸如北魏《元显隽墓志》，体制特殊，书法精绝；《李颐墓志》，结体端峻，用笔方劲；《李瞻墓志》，体势开张，点画舒展；《元怀墓志》，端劲秀拔，平正工整；《元晖墓志》，清雅平和，沉雄遒丽。这些墓志虽然不题书丹者姓名，但多出于名家之手，自无可疑。

(三)实物载体

中古时期的墓志铭最终呈现的完整状态是志石。志石由两方石头构成一合，上为志盖，下为志体。我们现在所称的墓志铭，就其实体而言，往往包括志盖和志体；就其文本而言，主要是指刻在志石上的文字。实际上，志石除了志盖和志体上的文字之外，还有墓志四边四刹以及志盖上所刻的花纹图案等内容，这些都是实体墓志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还是唐代艺术品中的佳制。因此，我们研究墓志铭的文学艺术价值，仅仅注意其文字是不全面的，还要综合考察其志石形制、石刻图案等内容，这样才能使墓志铭的价值得到进一步彰显。到了宋代，才出现了仅仅撰有写本而并不模勒上石的墓志铭，这样的墓志铭就是没有实物载体的墓志铭，这是中古以后墓志铭载体的一个重要变化。研究中古墓志铭的文体形态，也必须注意其与实物载体的关联。

二、中古墓志铭的文体特征

中古时期是墓志铭从产生到繁盛的重要时期，墓志铭从全无系统的简单纪事发展到完善独立的文学体裁，经历了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数百年的历程。由志文和铭文两个部分组成的墓志铭成为后世墓志铭的定制，志文叙事、铭文颂德也成为墓志铭撰写的基本格局。中古时期也逐渐形成了墓志铭较为固定的“十三事”格式，使墓志铭走向程式化。同时也因为墓志铭的繁盛，各个阶层的文士都进入了这一文体的创作行列，使个体创作的墓志铭在基本范式的框架内也能够凸显独特的创作个性。在中古墓志铭中，我们还会发现有不少志铭分撰的现象，撰作者也会吸收前代各种文体的长处，相互渗透，将其熔铸于墓志铭之中，使墓志铭到了唐代已成为一种既独立又通行的文体，以至于一流大家韩愈、柳宗元等在这一文体上大展其才，而诸如盛唐时期的张说、苏颋还被誉为“燕许大手笔”。

(一)墓志“十三事”的形成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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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铭在东汉初起之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逐渐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格式，这就是后人总结出来的“十三事”。清人王行说：“凡墓志铭书法有例，其大要十有三事焉：曰讳，曰字，曰姓氏，曰乡邑，曰族出，曰行治，曰履历，曰卒日，曰寿年，曰妻，曰子，曰葬日，曰葬地。其序如此，如韩文《集贤校理石君墓志铭》是也。其曰姓氏，曰乡邑，曰族出，曰讳，曰字，曰行治，曰履历，曰卒日，曰寿年，曰葬日，曰葬地，曰妻，曰子。其序如此，如韩文《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志铭》是也。其他虽序次或有先后，要不越此十余事而已，此正例也。其有例所有而不书，例所无而书之者，又其变例，各以其故也，今取韩例也。”[1]257有了这“十三事”，就成为一篇完整的墓志铭了。但这样的“十三事”在墓志铭初起时并不是完整的，如西晋傅玄所撰《江夏任君墓铭》云：

君讳倏，承洪苗之高胄，禀岐嶷之上姿。质美珪璋，志邈云霄。景行足以作仪范，柱石足以虑安危。弱冠而英名播乎遐迩，拜江夏太守。内平五教，外运六奇，邦国人安，飘尘不作。铭曰：峨峨任君，应和秀生。如山之峙，如海之淳。才行阐茂，文武是经。群后利德，泊然弗营。宜享景福，光辅上京。如何夙逝，不延百龄。[2]1726

这一墓志虽然有序有铭，但较为简短，仅涵盖了讳、姓氏、族出、履历四事，所缺尚多。墓志经过南北朝以至隋唐五代，有逐渐趋繁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其大多数墓志是“十三事”齐备的。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参考杨向奎先生的《唐代墓志义例研究》第三章第一节“唐前‘十三事’的完善”和第四节“‘十三事’的排序”。然而，随着唐代墓志的逐渐丰富和变化，不同个性的墓志也不断产生，其行文特点也就不受“十三事”的束缚而显得灵活自如。如唐人自撰墓志存世和出土者都有不少，这些墓志就因为突破了“十三事”而避免了程式化的现象，同时也增加了文学意味。如新出土《唐乐知君自靖人君室石诗并序，自撰》：

乐知，自谥也。自靖人，自予也。名映，字韬之。玄晏十七代孙。祖父兄皆二千石。贞元癸酉秋生于蜀。映年七十二，太岁甲申终于洛。十岁而孤，母兄育训；长为儒业，无所成名；壮而纳室，竟无嗣续。因缘从事，仅十五载。邴曼容之贤，禄不过六百石，吾已及之；邓伯道之哲，皇天尚使无儿，何足叹也。依释不佞，奉道不谄，与朋以澹，事长以恭，如斯而已矣。今日幸免毁伤，归全泉下，预于先大夫北廿步，先妣东十三步，兄西十五步，凿深九尺，筑高一寻，旁荫故柏，上植三株，祔茔不敢具三代官讳。诗曰：三乐道常，九思不惑。六极幸免，百行惭德。四大无有大患息，一丘乐化永无极。[3]257

(二)志铭分撰的意义和作用

中古墓志的通例是由志文与铭文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一般是由同一位作者撰写的，但也有特殊情况，就是同一篇墓志的铭文和志文由不同的作者分别撰写，这是中古墓志的文体范式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有关志铭分撰的问题，程章灿先生较早注意到，他在研究《陆广成墓志》时说：“此志体例有一个特点，就是墓志本文为丁仙芝撰，而墓志铭则为万楚所撰，志文与铭文分出两人之手，可以说是墓志中的一个罕见之例。”[5]944其实，这种事例并不罕见，在隋代即有出现，赵明诚《金石录》卷三所载“《隋上仪同杨绪墓志》，许善心撰序，虞世基铭”[6]47即是实例。孟国栋博士专门撰写了《碑志所见唐人合作撰文现象研究》，他搜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志铭分撰的十六篇墓志，并探讨其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志文的作者不足以胜任铭文的撰写，故铭文请他人代笔；二是借重他人名望以抬高志主身价；三是防止谀墓情形的出现①。另外，在新近出土的墓志中还可以见到一些实例。如长安高阳原新出土《大唐将作主簿韦虚舟亡妻李氏墓志铭并序》，题署：“伯尚书左丞韦虚心撰序，夫韦虚舟书，正字于休烈撰铭。”[7]164千唐志斋新藏的《唐故集贤殿校理京兆府万年县尉范阳卢公(公亮)墓志铭并序》，题署：“永乐县令殷尧藩撰，再从弟前乡贡进士罕书。”而志文云：“小子于公为从祖弟，承友爱之分于等伦，雪涕铭之。”这篇墓志的志文是殷尧藩所撰，而铭文是卢罕所撰，但与其他墓志不同的是，撰铭者没有在题下署明。

实际上，志铭分撰的现象主要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一是墓志的志文和铭文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不同的功用，志文重在纪事，铭文重在颂德，这样不同的功能就为分撰提供了可能性，故而唐代的墓志铭经常出现二人分撰的现象。如新出土《大唐故黄门侍郎兼修国史赠礼部尚书上柱国扶阳县开国子韦府君(承庆)墓志铭并序》，题署：“秘书少监兼修国史兼判刑部侍郎上柱国朝阳县开国子岑羲撰，中书舍人郑愔制铭。”[8]130《唐故纳言上轻车都尉博昌县开国男韦府君墓志铭》，题署：“孤子前朝议大夫行春官员外郎承庆撰序，春官尚书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南阳县开国子范履冰制铭。”[9]76《唐故居士钱府君夫人舒氏墓志铭并序》，题署：“左威卫胄曹参军广平程休撰序，许州扶沟县尉博陵崔颢撰铭。”[10]312《唐故左龙武军大将军谯国曹公墓志铭并序》，题署：“河南府进士李渐撰，又铭河[南]府进士张倪。”[11]二是合作的两位作者往往都是当代名人，因而这样撰写出来的墓志铭，社会影响一般要大于一位作者撰写的墓志铭。志铭分撰主要是满足提高墓主声望的需要。

(三)墓志与诗体的交融

墓志铭中的铭文多有押韵的特点，故而与诗歌就会相互渗透。而即便是志文，在唐诗极为发达的背景下，也会与诗体产生一定的联系。在墓志与诗体的交融过程中，呈现出诗体志文和诗体铭文两种现象。

1.诗体志文

以诗体形式写作墓志的典型事例，要数韩柳所作的两篇诗体墓志。柳宗元《赵秀才群墓志》：“婴臼死信孤乃立，王侯世家天水邑。群字容成系是袭，祖某父某仕相及。嗟然秀才胡伋伋，体貌之恭艺始习。娶于赤水礼犹执，南浮合浦遽远集。元和庚寅神永戢，问年二纪益以十。仆夫反柩当启蛰，潇湘之交瘗原隰。稚妻号叫幼女泣，和者凄欷行路悒。追初悯夭铭兹什。”[12]1348这篇墓志全篇为七言，且逐句用韵，也是一首较为完善的古体诗。韩愈《试大理评事胡君墓铭》：“胡之氏，别于陈。明允先，河东人。世勤固，戴厥身。籍文谱，进连伦。惟明允，加武资。力牛虎，柔不持。吏夏阳，有施为。去平阳，民思悲。河东土，河陆原。宜兹人，肖后昆。五十七，不足年。孤儿啼，死下官。母弟证，秩大夫。摭君遗，哭泣书。友韩愈，司马徒。作后铭，系序初。”[13]380墓志铭都是由三言韵语写成，且四次换韵，是一首三言古诗。这两篇诗体墓志同时又具备一般墓志铭的特点，提供了墓主姓名、字号、家世、生平、享年等多方面的信息。

这种文体在新出土墓志中也有发现，五言体诗墓志如《张氏亡女墓志铭》，首题“哭亡女二首”，志云：“送汝出秋□，□舟临路岐。全家共来处，丹旐独归时。抚榇肠欲绝，举觞心更悲。不知黄壤里，知此与无知。吴兴嘉山水，为汝不复游。终日□□后，闭门空泪流。冥然当盛暑，忽尔成高秋。片玉想如在，一生□□□。”[14]2552题为墓志铭，实际上是两首较为严整的五言律诗，表现对女儿夭亡的哀痛。因其女早丧，可记之事实不多，故用诗体来作墓志是较为合适的。这是墓志与诗歌文体渗透最为典型之例。七言诗体墓志如《王氏殇女(容)墓铭》：“王氏殇女其名容，名由仪范三德充。颂诗阅史慕古风，卑盈乐善正养蒙。是宜百祥期无穷，奈何美瘳剿其躬。芳年奄谢午咸通，季夏二十三遘凶。翌月二八即幽宫，寿逾即笄三而终。晋阳之胄冠诸示，厥考长仁命不融。外族清河武城东，中外辉焯为世雄。今已矣夫石窌封，仲父刻铭藏户中，以纾临穴悲恫。古往今来万化同，高高谁为问圆穹。姑安是兮龟筮从，竢吉良兮从乃公。”[14]2391这篇墓志没有区分志文和铭文，而是句句押韵的诗体。陈尚君辑补《全唐诗》，将其收录于《全唐诗续拾》，以其通篇为七言韵文，与诗无异。

2.诗体铭文

和诗体志文相比，诗体铭文更为多见。甚至有些铭文不用“铭曰”而用“诗曰”或“歌曰”。即如上文引用的皇甫映墓志：“诗曰：三乐道常，九思不惑。六极幸免，百行惭德。四大无有大患息，一丘乐化永无极。”[3]257又如新出土崔朏撰《刘元贞墓志铭》：“歌曰：面松岳兮小有阳，东望溟兮饮太行。夹河洛兮地一藏，奉天劳兮憩北邙。窀穸奄兮不重光，大贤邮兮物感伤。甫奇谷兮三畛强，永为古兮从此张。”[15]196再如新出土《赵睿宗墓志》：“乃为歌诀：冠带悬高作天柱，官国功曹如覆釜。伏尸横卧似龙头，传送相连正甲授。大墓如龟数十重，小墓如床沉更起。如知生气接长山，沐浴勾陈来不止。可怜申酉百岗连，可爱寅卯长千里。养男镇国坐天堂，幼女长添玄武水。青龙踊跃着江池，白虎昂藏蹲又起。诸山郁郁复来朝，千山渐渐棱层起。邻前交应是横岗，五年必出明经子。朱红孝弟满龙庭，谷麦资财积如市。四神八将重复重，御史三公九城里。”[16]234这些文字置于铭文的位置，但第一方不称“铭”而称“诗”，第二方称“歌”，第三方称“歌诀”，都兼有铭文和挽歌的性质。第一方铭文是四言与七言融合的杂言诗，第二方是一首骚体诗，第三方为七言古诗，都与一般的四字为主的铭文有所不同。

诗体铭文的形式，我们还可以列举新出土的《裴府君妻李秀芳墓志》铭文：“宗之荣，梦之吉。生淑媛，仇良匹。入高门，馈下室。如桃李，合琴瑟。盖有余，神不恤。迁旅榇，从彝秩。□疑云，埋昼日。平生尽，天地毕。”[14]1246这是三言诗体的墓志铭文，与上面韩愈《试大理评事胡君墓铭》整篇墓志用三言表述有所不同。因为前面的三言墓志涵盖了“十三事”的很多内涵，而此例的三言铭文则主要是赞颂墓主之德行和表达亲朋的哀思，具有强烈的抒情意味，而有关叙事的成分已经在铭文之前的志文做了充分的叙述。再如《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和州刺史上柱国琅琊县开国伯颜府君(谋道)墓志铭》铭文云：“沧海东接琅琊台，鼓动灵气生奇才。惟公生也禀灵气，天所福兮天所贵。分茅剖竹趋礼闱，金章紫绂生光辉。善始令终子任之，造化双两挽子。同归大夜西□之日东下流川，此邙山上年复年。”[14]1239这篇铭文实际上是一首七言为主体的歌行诗，前面八句为七言，第九句则多达十二言，而且十句铭文三次换韵，这与七言歌行的韵律变化也颇为一致。

(四)铭文的体式

我们现在研究墓志铭，无论从文学的、历史的还是文化的角度，都偏重志文而忽略铭文，因为志文提供墓主的家世、身世、交游、活动、卒葬等很多信息，而铭文提供的信息就比较有限，志文征实，铭文凌虚。但在墓志铭撰写的当时，正好是与此相反的，无论哪篇墓志，都是以铭文为主的，这也形成了墓志铭的题目往往称“墓志铭并序”的现象，“铭”是主体，而作为“并序”的志文反而处于辅助位置。新出土吉郁撰《杨准墓志铭》起首即云：“铭者，明也，死生之义必彰；贞者，正焉，信行之端必录。”[17]137这里的“铭”即铭文，“贞”即贞石，是说墓志铭重在“义”和“信”，铭文重在彰义，志文重在纪实。

现在如果从文学的层面研究墓志铭的铭文，则更能彰显其独特的价值。就体式而言，中古时期特别是唐代墓志铭文大致有四言、骚体、诗体等类型；就结构而言，墓志的铭文还有分章等特殊形式。诗体铭文在上文中已有论及，这里重点论述四言、骚体。

1.四言

四言是墓志铭文的基本形式，这在中古墓志铭中举目皆是，无须举例。而这种形式也与上古时期的铭文有关。笔者曾在《出土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中谈到墓志序文和铭文的渊源：铭辞这种文学体裁产生得很早，它的产生与古代祭祀相关，春秋战国时期的很多青铜器就有铭辞，并已形成一定的格式，形式以四句为多，风格典雅古朴，有些还符合音韵节律。春秋战国时期，铭文经历了由金刻到石刻的演变过程，到了秦代，颂功刻石作为文学的重要载体表现了尚质和实用的特点，这是墓志铭文的重要渊源。因为墓志文是一种特殊的文体，要对墓主一生的行迹加以记述，就必须吸取史传文体之优长，又要对其一生功绩加以评价，这就综合了铭辞既铭功颂德又古朴典雅的特点[18]170。除了受到以四言为主的金石铭刻的影响之外，先秦以来的四言诗也对墓志铭文产生了重要影响。就诗歌发展而言，先秦是四言诗的时代，这以《诗经》为代表。《诗经》中的“风”诗虽以民间歌谣为主，“雅”“颂”却是以纪功为主的，诗主雅正，与后来的墓志铭一脉相承。随着汉代五言诗的兴起，四言逐渐衰微，而这种体式逐渐被各类铭所承袭，其中墓志铭文是最大宗的一个类型。

2.骚体

随着墓志文体的发展和演进，到了唐代，虽然铭文仍以四言为主，但也出现了其他样式，最为典型的就是骚体铭文，或者说是受骚体影响的墓志铭文。骚体对唐代墓志铭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骚体手法对墓志铭的影响。笔者在与孟国栋博士合撰的《论墓志文体志文和铭文的特点、功用及相互关系》一文中曾对骚体铭文有过论述：“唐代墓志的铭文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以骚体诗的形式来表现。自初唐起，墓志铭的写作手法开始发生变化，骚体手法逐渐渗透到铭文中来，陈子昂、苏颋等人所撰墓志中的铭文中经常出现‘兮’字句等骚体句法。如‘泱泱大风，其太公兮。穆穆君子，绍厥宗兮’，‘御沟水兮章台街，有此送兮无还期’等。这些骚体句法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三兮三式、四兮四式、四兮三式、三兮四式等等。但凡楚辞体中存在的句式，都在唐代墓志铭中得到了运用。”[19]54这段论述主要是阐述骚体形式和手法对墓志铭文的影响。

第二，整个铭文运用骚体写成。贺知章所撰《戴令言墓志》是新出土墓志中的名篇，其铭文即运用骚体：“橘洲浮兮昭潭无底，沙如雪兮泉味犹醴。楚人秀兮地灵所启，旌弓招兮载笔云陛。饷馈给兮含香建礼，彼君子兮如王之玭，人之亡兮潸焉出涕。彼达人兮何必故乡，树枌槚兮封兹北邙。篆幽石兮志夫阴堂，岁遒尽兮烟野微茫。”[14]1156其所撰《郑绩墓志》的铭文亦运用骚体：“我府君兮维人特，探班扬兮宪孔墨，孝于家兮忠于国。我夫人兮庶姬则，夸宝容兮阐明德，福不偕兮天何惑。朱鸟南兮玄武北，柳驾回兮桐阍塞，贞石埋兮芳字刻。”[20]216再如泉隐所撰《泉毖志铭》铭文云：“天之苍苍兮其色正耶?人之悠悠兮其能久耶?蠢兹万类兮生老病死，悟彼百龄兮今也已矣。生于气兮立于空，倏而见兮忽而终，何赋命之飘索，知造化之无穷。重曰：梁木其坏兮太山其颓，哲人一去兮不复再来!幽扃永兮邙山之隈，万古千秋兮呜呼哀哉!”[14]1418铭文不仅在句式上运用骚体，同时加上“重曰”。这样的实例还有新出土杨知温所撰《李朋墓志》，其末有很长的铭文，而且分为两个部分。前面七十四句是四言体铭文，接着又云：“重曰：膻德懿行兮不泯，陵谷寒暑兮自迁。梁木坏兮归大夜，噫无穷兮千万年。”[21]968这样加上“重曰”的铭文明显是在结构上模仿屈原的《远游》。

第三，骚体与四言融合使用。如《唐故朝散大夫刘君(华)志铭》的铭文：“绵绵瓜瓞，本枝百代。亹亹崇基，业垂后裔。公侯递袭，卿相传继。(其一)悲风发兮野晦，愁云起兮林蘌秋。叹四蛇兮电速，嗟二鼠兮遄流。归泉路兮杳杳，魂永去兮悠悠。”[22]128这一铭文由两章组成，第一章是四言，第二章是骚体。

3.分章

墓志铭文的分章情况在汉魏六朝时期非常罕见，到了隋代，其例渐多。如《谢岳墓志》分为三章：

赤雀呈符，白鱼表德。建是蕃屏，成归谢国。九族从顺，四民攸则。令色令仪，不愆不慝。其一。我履前迹，堂构斯在。岩岩若山，渊渊如海。外驰骏足，内光文彩。世有代迁，栋梁无改。其二。丛兰正馥，霜雪忽摧。一人辞世，长还夜台。松烟恒惨，杨风屡哀。徒临其穴，无复归来。[23]417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