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的科举史料中，贡生这个词几乎随处可见，它不像状元、进士那样耀眼夺目，却在庞大的科举体系中扮演着一种承上启下的角色。所谓贡生，本义是从各地府、州、县学中挑选表现较为优秀的生员，推荐入京师国子监学习深造，以备国家进一步选用。从制度设计上看，这原本是一条向上流动的通道，但在具体运行中，又被细分为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五类，统称五贡，层次清晰而又各有曲折。

展开全文

副贡则是另一种略带补录性质的存在。所谓副贡，指的是副榜举人入太学者。乡试放榜时，中榜者为正榜举人，而那些成绩不错却未能入榜的人，为了鼓励其继续进取，便设立副榜加以安置。但这些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举人，因此不能参加会试，却可以进入国子监学习，由此获得副贡身份。这种安排既是一种缓冲，也是一种不彻底的认可。 无论是岁贡、恩贡、拔贡、优贡还是副贡，在科举时代都属于正途出身。在清初时期，如果机缘得当，这些贡生仍有机会步入仕途。从史料来看，贡生出仕者并不罕见，甚至在基层官僚体系中占有一定比例。 设立贡生制度的初衷，本是为了解决生员积压的问题，同时为那些在乡试中屡屡失意的读书人开辟另一条通往仕途的道路。贡生进入国子监学习后，经过一定考核便可补官，但多数情况下，他们被安排在教育系统中担任教谕、训导等学官职位；若有门路或机缘较佳者，则可能出任知县等地方官职。 相较于普通生员（秀才），贡生的身份确实带来不少现实便利。一方面，他们可以摆脱学校严格的束缚，不必再参加岁考；另一方面，还能在门前悬挂匾额、竖立旗杆，这种外在标识在当时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既代表身份等级，也体现社会地位差异。而这种体面，在现实中甚至成为一种潜在的经济资源，不少人借此宴请往来、收受贺礼，从中获取利益。《儒林外史》中严贡生便深谙此道，借着贡生身份大肆敛财，单是贺礼就收得盆满钵满，将制度的灰色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科举时代，能够真正考中举人、进士的人毕竟凤毛麟角。对于大多数读书人而言，从附生到增生，再到廪生，最终得以出贡，已经算是一种相对体面的归宿。虽然未必能登堂入室、位极人臣，但至少在功名体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历史上，也确实有不少贡生出身的读书人，最终在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例如《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三言的编撰者冯梦龙，以及《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皆为岁贡生出身。他们虽未必在仕途上大放异彩，却因摆脱了学校制度的严格束缚，获得了相对自由的时间与空间，从而将精力投入文学创作，最终成就了流传千古的文化经典。返回搜狐，查看更多